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袜子,朱玉麒:良友相与志春秋——《蒙古游牧记》成书考,古诗词大全

频道:社会资讯 标签:羽田爱香江电子帝国 时间:2019年05月11日 浏览:275次 评论:0条

良友相与志春秋

——《蒙古游牧记》成书考

朱玉麒

摘 要:我国西北边远当地史地学,以祁韵士、徐松为开创,蔚为风潮于嘉道之际,已然成为清代学术史与地舆学史研讨的一致。作为学科标志的西北史地作品,多由未亡的同志和朋友编纂遗稿,续补未竟,刊刻印行,“续成”成为了这一学科作品撒播的常态。这一学科的中坚人物张穆,终身好像都在繁忙师友的作品修改、出书。他的西北史地力作《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十年心力,也是得到何秋涛再度十年校补、续成之后,由祁寯藻集资刊成。张穆早年撰联“驽马定应勤十驾,良友相与志春秋”,正是这种关于本身勤勉的鼓舞、关于同路相互支持的期许,效果了他们心中的名山作业。本文钩稽嘉道之际西北史地学续书的进程,并以流散在海外的《蒙古游牧记》稿本为中心,会集描绘其成书在撰述、续补、刊印等不同阶段的艰苦进程,旨在显示一个自发的学术共同体怎么确保了一个学科的薪火相传。

要害词:西北史地学 张穆 《蒙古游牧记》 何秋涛 续成

导言“续成”——嘉道西北舆地作品的常态

我国西北边远当地的舆地研讨,以祁韵士(1751-1815,字鹤皋)、徐松(1781-1848,字星伯)为开创,而蔚为风潮于嘉道之际,已然成为清代学术史与地舆学史研讨的一致。这一在乾嘉朴学的沉淀根底上经过经世致用的转型而构成的学科,经过晚清、民国的接力,始终是我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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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嘉道西北史地学学术史研讨的作业者,一定会注意到那些效果了这一学科薪火相传的大多数作品,都系作者终身未尽的作业。我国学术讲究“名山作业”的精力寻求与清代学术的朴学习尚,使得从事西北史地研讨者往往就一部书稿而存亡以之,一再修纂,多历年所,不知老之将至;此外,生计的窘迫、忽然的疾病,都构成生前的作品未及排印而赍志以殁。未亡的同志、弟子等编纂遗稿、续补未竟、刊刻印行,这种死后的“续成”,是嘉道西北舆地作品的成书常态[1]。

嘉道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祁韵士于嘉庆九年(1804)充宝泉局监督,因户部亏铜案而受牵连,于次年遣戍伊犁。之前在任国史馆编修期间,他曾历经八年,编成《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一二○卷,为其放逐后从事西北历史地舆学奠定了根底。祁韵士遣戍西域赐环后远离京师学坛,他在嘉道史地学上的影响,首要是经过其作品表现出来。这些作品,均在死后因为其子祁寯藻(1793-1866,字叔颖)的后援,而由张穆(1805-1849,初名瀛暹,字石州、石舟、诵风,号㐆斋)等人代为修改完结。如祁韵士纂《西陲要略》、《西域释地》,道光十六年(1836)刊刻,由张穆“厘定编制”,书末署作“张瀛暹覆审”;《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皇朝藩部世系表》四卷,道光二十六年刊刻,都署有“平定张穆覆审”字样,而《世系表》则有“大兴徐松重订”的题署,可知徐松、张穆在帮忙完结祁韵士作品出书中的奉献。特别是,后来在我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张穆批校的《皇朝藩部要略》稿本,证成了张穆在该书排印进程中支付的精力(图1)[2]。

图1、祁韵士、徐松作品续成排印的署名书影

嘉道西北史地学另一位开创者徐松于嘉庆十七年在湖南学政任上,以“发卖书本谋利”而遣戍伊犁。在戍八年,以《西域水道记》等的作品而成为西北史地学的俊彦;这今后在京师近二十年,成为道光前期的学术首领[3]。他的西域作品,在身前得到邓廷桢等人的帮忙而排印印行,而在我国古代科举史、国都准则史方面的作品如《及第记考》、《唐两京城坊考》,均由其门人如张穆等帮忙修改、排印。《唐两京城坊考》在徐松逝世当年由张穆校刻,辑入《连筠簃丛书》,故署“大兴徐松星伯撰、平定张穆诵风校补”。《及第记考》则由王先谦(1842-1917)于光绪十四年(1888)刻入《南菁书院丛书》榜首集而行世。其他散佚未成如《元史西北地舆考》、《西夏地舆考》等,则又不行计数。其《顾亭林年谱》写定稿本,则又以择条汇入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中的方法存世。

从嘉庆二十五年徐松赐环京师以来,道光前期在宣南逐步构成了一个商讨学术、特别是以西北史地为中心的文士集团,沈垚(1798-1840,字子惇)、张穆、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是其间坚。沈垚道光十五年顺天乡试后,即受邀移居徐松家中,帮忙拾掇西域文稿,这今后又为姚元之(1776-1852)、徐宝善(1790-1838)所邀帮忙编修《国史地舆志》、《大清一统志》,本身长才则未及发挥。沈曾植(1850-1922)以为“使其书成,固当轶出于石洲、默深、愿船以上”(《落帆楼文集序》)。其文稿由张穆、汪曰桢(1813-1881)修改为《落帆楼文稿》、《落帆楼文集》,先后于道光二十九年、民国七年(1918)由《连筠梦见蛇缠身簃丛书》、《嘉业堂丛书》刻版印行。其间还有章寿康(1850-1906)、刘世珩(1874-1926)修改《落帆楼文集賸稿》二卷,光绪二十二年由《聚学轩丛书》排印。

张穆作品的续成及其《蒙古游牧记》的撰作

图2、张穆像(《清代学者像传》二集)

张穆的终身(图2),好像都在繁忙师友的作品修改、出书。何秋涛《㐆斋文集序》云:

先生一介寒士,而以流转古籍、扬扢前贤自任,其于师友作品,表章尤竭尽全力,若俞氏理初、沈氏子敦,皆同志之友,先生尝钞其所著《癸巳存稿》、《落帆楼稿》藏箧中,及其人殂谢后,悉为谋诸有力者校刊传世……其笃于风义如此[4]。

如上所述,正是因为张穆笃于师友的友情,感染了自己身边的同路,因而他的作品也由其友人和门人在其死后被裒辑、刊刻,如上揭何氏《㐆斋文集序》言:“今先生是集,亦赖友朋、弟子,庶几成编,而又得寿阳祁相国为之醵金开雕,先生九原有知,亦可稍慰生平坎壈之志矣。”[5]

依据祁寯藻的《㐆斋文集序》,张穆逝世之后,关于他的遗稿处理,同志之间是有分工的:

其遗稿,则属之何子贞太史及何愿船比部。愿船既撰石州墓志,复为补辑《北魏延昌地势志》、《蒙古游牧记》二书成帙。又以子贞检出之诗文杂稿,属其门人吴子肃、子迪伯仲裒辑、誊写。……石州与余,兼直谅多闻之益。其没也,余方奉使甘肃,不及见,心常歉然,以刊布遗书为己任。……《地势》、《游牧》二书,余既序之,其文诗集先刊就,复为缕述其生平,以质世之知石州者。咸丰八年岁在戊午八月,寿阳祁寯藻序[6]。

其间提及的《㐆斋集》的成书,民国时期,郑天挺先生早年依据所见稿本做过研讨[7]。大致状况是:文集八卷、诗集四卷,由张穆的门人吴履敬(?-1860,字子肃)、吴式训(?-1860字子迪)兄弟裒辑,并经由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祁寯藻、何秋涛的勘校[8],咸丰八年(1858),由祁寯藻刻于京师(图3)。

图3、《㐆斋集》内封、目录书影

诗文集之外,他的史地力作《魏延昌地势志》二十卷、《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多年心力,也是得到何秋涛的多年修改拾掇之后,得以成书。所惜《魏延昌地势志》未能及时刊印,至今只要残本撒播[9]。而《蒙古游牧记》在何秋涛十年磨勘、续成四卷之后,由祁寯藻出资刊成,得以完帙撒播。

张穆编撰《蒙古游牧记》的原因,祁寯藻《〈皇朝藩部要略〉跋文》早年提及:

逮寯藻受命视学江苏,驻节江阴,武进李申耆长辈见而好之。因属宝山毛生甫先生为参阅修改、江阴宋勉之补表,成书二十二卷,题曰《藩部要略》,从《西陲要略》例也。又越七年,平定张石州复为校补讹脱,乃墨诸版。石州又以先大夫之创为各传也,先辨其地界方向,译出山水地名以为提纲。而是编边境未具,读者眩之。爰以《会典》、《一统志》为本,旁采各书,别纂为《蒙古游牧记》若干卷,它日卒业,将附梓以行。道光二十五年岁次乙巳五月男寯藻谨记[10]。

《皇朝藩部要略》(以下简称《藩部要略》)前有道光十九年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的序文,可知其书经由李兆洛在江阴安排的修改、补表等作业,在道光十九年即完结。其言“又越七年,平定张石州复为校补讹脱,乃墨诸版”,正是祁寯藻跋文的道光二十五年。因而,张穆动议《蒙古游牧记》的作品,当即《藩部要略》排印的道光二十五年。

依据以上的跋文,《蒙古游牧记》的作品,原本是方案作为祁韵士《藩部要略》的一个地舆大纲,附录这今后以便阅览的。后来,祁寯藻在咸丰九年为《蒙古游牧记》所作序文对这一动议做出了进一步的叙说:

始余校刊先大夫《藩部要略》,延石州覆加校覈。石州因言:自来郡国之志与编年纪事之体相为表里。……今《要略》,编年书也,穆请为地志,以错综而创造之。余亟鼓动,俾就其事。杀青未竟,而石州疾,卒以其稿属何愿船比部拾掇。愿船为补其未备。又十年,始克成编[11]。

张穆在为《藩部要略》作校覈的进程中,意识到地舆之书与编年史书相为表里的价值,决议以蒙古地舆志的方法来与《藩部要略》做出“错综创造”,而且很早即确认了《蒙古游牧记》这样一个既契合蒙古部落日子风俗、又具有诗意的书名。这一点,在张穆给友朋的函件中,也有披露。其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写给许瀚(1797-1866)的信中提及:

弟近因为祁太公校刻《藩部要略》,自成《蒙古游牧记》数卷,其书刚好补星翁《水道记》所未及。现没有卒业,本年必了。大农意欲将拙著附骥以行,即为排印。弟意没有决,卒业后更商议耳[12]。

此外,收录于《㐆斋文集》、在后来的《蒙古游牧记》同治刻本中遗漏了的张穆自序,也论及互不相师遭到《藩部要略》影响而“相辅而行”的著书动因:

昔吾乡祁鹤皋先生著有《藩部要略》一书,穆曾豫雠校之役。其书详于现实而略于方域。兹编或克相辅而行。异时为舆地之学者,倘亦有取于斯也夫[13]。

可是,因为《蒙古游牧记》并没有像张穆自己所预料的那样在道光二十五年当年完结,而是拖到了其死后,才由何秋涛“又十年,始克成编”,所以这部作品终究也没有随《藩部要略》而附梓以行。没有附梓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蒙古游牧记》作为西北历史地舆学的重要作品,终究的完结品现已具有了独立成书的体量和质量。这在祁寯藻的序文里有十分高调的赞誉:

国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作品卓著永存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脚踏实地;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行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余详为拆阅,究其终始,见其结构则详而有体也,援引则赡而不秽也,考订则精而不浮、确而有据也。拟诸古人地志,当与郦亭之笺《水经》、赞皇之志《郡县》齐头并进,乐史、祝穆以下不管已。……然则是书之成,读史者得脚踏实地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岂非永存之盛业哉!因醵金排印而序其大纲,以谂观者。咸丰九年夏四月,寿阳祁寯藻[14]。

学术与现实意义的偏重,至今都是咱们对历史学作品的最高期许。祁寯藻将这一抱负的学术境地赋予了《蒙古游牧记》,可见张穆死后,其体大思精的作品终究的制品,不只具有了独立成书的价值,也成为了年寿不久的张穆终身的代表作,效果了他在西北历史地舆学上的重要位置。

张穆本身在写作《蒙古游牧记》的进程中,也逐步产生了学术的自傲,对这部作品的独立存世,抱有高度自许。如他在《复徐松龛书》中,言及:

示读大著《瀛寰志略》已刻前三卷,考据之精,文词之美,允为海国破荒之作。近数十年来,惟徐星翁《西域水道记》有此赡博。拙著《蒙古游牧记》非其伦也[15]。

尽管关于徐继畬(1795-1873,字松龛)《瀛寰志略》的出书,表达了只要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可以比美的赞誉,而以为自己的作品《蒙古游牧记》“非其伦”,其实在内心中,仍是有将本身的作品方驾以上二书的寻求。这在与挚友许瀚的信中,流露无余:

拾掇《游牧记》已完三卷,本年未必能卒业,与星伯《西域水道记》可以抗衡。敝帚自珍,亦可嗤也[16]。

徐松与《西域水道记》,始终是作为后学的张穆敬慕的目标,前引《与许印林书》其九“自成《蒙古游牧记》数卷,其书刚好补星翁《水道记》所未及。……大农意欲将拙著附骥以行,即为排印。弟意没有决”如此,现已表达了接续徐松《西域水道记》、不甘“附骥以行”的期望,与这封函件所言“与星伯《西域水道记》可以抗衡”,都表达了效果史地名篇愈袜子,朱玉麒:良友相与志春秋——《蒙古游牧记》成书考,古诗词大全益激烈的信仰。

可是,张穆在《蒙古游牧记》的编撰进程中逐步构成的立言之抱负、名山之作业,却因身世的窘迫与年寿的不永,尽管只剩下终究的收尾作业,却前功尽弃,赍志以殁。在其逝世之后的第十年——咸丰九年,何秋涛完结了续补的作业;再八年的同治六年(1867),总算由祁寯藻醵资排印,独立行世(图4)。

图4、《蒙古游牧记》刻本内封、牌记页书影

《蒙古游牧记》的稿本,现在有部分保存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讨所的“内藤文库”中[17],咱们得以有时机如郑天挺先生研讨《㐆斋集》那样,依据这一残损的稿本,评论其成书的经过。2013年12月1日,笔者受邀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讨所从事为期半年的学术研讨,有幸得到阅览“内藤文库”图书材料的时机。因以其所藏《蒙古游牧记》稿本为中心,对其成书略作评论,以见嘉道西北史地学续书作业之一康永堂斑[18]。

《蒙古游牧记》的续成

张穆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完结《蒙古游牧记》的写作,与其不及中寿而夭、晚年窘迫有相当大的联系。他在上引与友人的函件中,都在表达不能如期完结作品的焦虑。这样的心境流露,在给许瀚的信中,最为一再,如:

弟撰《蒙古游牧记》已毕《表里喀尔喀》,《厄鲁特》没有着手,人事间杂,心不纯一,致使作辍不恒,深可叹也[19]。

弟《游牧记》尚缺二卷未具,拟具稿后且置之,俟《延昌志》成再检核也[20]。

以上二信均写于道光二十六年。《厄鲁特》即正式成书时题作“额鲁特蒙古”、为后来印行的全书的终究部分——卷十一至卷十六。这些部分,张穆都预备了相关的材料,可是未及拾掇成篇,特别是终究四卷。而张穆晚年的境况,在其给大伯张映棂的函件中有所表达,言“侄自丁未冬来,叠遭骨血惨变,尤十分情所能堪”[21],这个“惨变”,是指道光二十七年伯兄开暹、二十八年三兄丽暹相继亡故事。在他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进行校补的笺条上,更写到了道光二十八年妻丧子殆的沉痛。卷五“洛阳陶化坊”之河南府参军张轸宅所用吕岩说撰《张轸墓志》下,有张穆注记云:

穆案,星伯先生卒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此条则将属纩之前四、五日手书示穆,令补入书(稿本作“考”)中。时穆新遭妻丧、儿孝兰疾亦垂殆,慌乱摧割之际,宝持手迹,幸未丢失,附注于此,以志痛也[22]。

终究的两三年内,“人事间杂,心不纯一,致使作辍不恒”,是张穆不能静心完结作品的根本原因。

好在这部垂成的作品,终究由何秋涛代为完结了。何秋涛是张穆最为期许的三位年青学者之一,他与许瀚的通讯早年提及:“弟年来得少年好学可跂大成者三袜子,朱玉麒:良友相与志春秋——《蒙古游牧记》成书考,古诗词大全人:一为汉阳刘茮云传莹,一为光泽何愿船秋涛,一则伯山也。”[23]以上通讯提及的三人,刘传莹(1818—1848),字椒(茮)云,号实甫,别署通糜生。湖北汉阳(今属武汉)人。道光十九年举人,授国子监学正。工诗文,精考据,对舆地有深研,也是清代闻名的学者和藏书家,惜英年早逝。有《孟子要略》传世。何秋涛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二十精力病医院四年进士,历官至刑部主事、员外郎,卒于莲池书院山长任。有《朔方备乘》、《一镫精舍甲部稿》等传世。伯山即刘毓崧(1818—1867),字伯山,江苏仪征人。道光二十年优贡生。善于经史之学,有《通义堂笔记》等传世。

上述三人,刘传莹、刘毓崧皆少年通才,较张穆年青十三岁,故信中有“少年好学”之谓;而何秋涛较以上二人又年青六岁。依据张穆的记载,何秋涛在道光二十四年进京会试,初识之后,张穆就以其时修改的《阎若璩年谱》相托付,不久这部年谱就顺畅问世[24]。道光二十六年开端,何秋涛一再呈现于张穆和何绍基所创立的慈仁寺顾亭林祠的祭祀活动中[25]。何秋涛在道光二十八年完结《王会篇笺释》,也得到了张穆以自己心仪的阎若璩(1638-1704)相比较的高度赞赏,为之怅然作序[26];而道光二十七年,又将从徐松处抄出的过错难读的《元圣武亲征录》托付校对,在其临终的道光二十九年,专门为何秋涛的校对本做序,称其为“史公(笔者按,指司马迁)之所愿咱们都爱笑见而不行得者”[27]。这些都足见张穆关于何秋涛的学术期许,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正是何秋涛的呈现,成为张穆晚年未竟作业的托命人。

《蒙古游牧记》同治六年刻本,卷一至卷一二,署名“平定张穆(石州)撰,光泽何秋涛(愿船)校”[28];卷一三至卷一六,署名“平定张穆初稿,光泽何秋涛补辑”(图5)。

图5、《蒙古游牧记》刻本卷一、卷一三之卷首署名

这种署名,毫无疑问是继承了长辈史地学者祁韵士、徐松的作品在续成排印时分的方法。它既是一种承当,也是一种权力,留下了学术先后继承的明晰证明。

以上的署名,标明前十二卷现已由张穆根本完结了作品,何秋涛参加了校订的作业。今存京都大学的稿本,保存了卷一至卷五、卷七一共六卷的内容。于此咱们可以窥见前十二卷中张穆完结的根本状况以及何秋涛的参校程度。

稿本榜首册的封面有何秋涛红笔题识三处:“秋涛按,此为终究所抄清本。”“以上三卷有石州丈亲校手迹,则此为第五次稿矣。”“校毕。”可知张穆在世时,因为《蒙古游牧记》的撰著屡次加工,所以不断有誊清之本,而现在的稿本,因为前三卷上还有张穆亲笔校对的部分手迹,因而判别是在他生前的终究一次也即第五次誊清稿本。何秋涛就在这个终究的簿本进步行了校订,并以此为定本,排印印行。在第二册卷五末,也有红笔题识“辛亥愿船手校讫。壬子再校”,阐明他在咸哈庆生丰元年、二年两次校订的时刻点。而在卷七的卷首,又有其题识“此本镌而未校。丁巳十二月愿船记”;与卷五的题识比较,可见其校勘《蒙古游牧记》并非一时匆促完结,而是到了张穆逝世后的第八年——咸丰丁巳(八年),仍在继续这一作业,这个作业终究的完结是在咸丰九年,所曾经揭祁寯藻当年的序文会有“又十年,始克成编”的说法(图6)。

图6、《蒙古游牧记》稿本书影。

依次为:榜首册内封、第二册卷五末与卷七内封、卷七第九叶正面校补

从稿本的校订来看,何秋涛通校全书,从三个方面完结了稿本的刻印作业。一是对其间有疑问的文词贴浮签提出定见、或许在天头地尾补正缺漏。今录其间比较显着的一些校签内容,比照如下(表1):

以上的这些修订,后来大部分都被刻本所承受。如1-6、9、12-23条。其间有些修订心细如发,十分出彩。如第9条“似脱‘克什克腾’一部”的浮签,张穆原稿实际上是沿用了《钦定蒙古王公表传》的文字遗漏[29],何秋涛是依据昭乌达盟所统部落的总数,发现了这一缺失,然后纠正了连后来的《清史稿》也沿用了的过错。又如第12条“鱼海子”的注文,原作“唐高适诗‘洗兵鱼海云迎阵’”,这是《嘉庆重修一统志》中的原注[30]。可是这首诗并非高适诗作,因而张穆原文在“唐高适诗”下有“检达夫集无此句”(高适字达夫)的注。何秋涛校订至此,在“是也”下注明说“此二句小字夹注‘疑《一统志》偶误’”,阐明原句引自《嘉庆重修一统志》,而非张穆的过错。不过他后来查检到“洗兵鱼海云迎阵”的诗句出自岑参诗篇《献封大夫破播仙欢歌六首》之四,因而将张穆和他自己的补注删去,径安闲“高适诗”的正文上粘改了“岑参诗”三字,圆满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有些浮签没有被承受,可是帮忙咱们了解刻本没有精确到位的当地。如第7条,原稿作“哈儿兀歹为都挥同知”,何秋涛浮签“疑‘都’下脱‘指’字”的定见是正确的[31],依据这个定见改订的刻本,却依然发生了修订过错,将“指”误刻成了“督”。又如第10条,原稿作“朕巡所经”,何秋涛的浮签提示“‘朕巡’下疑脱一字”,或许是依据语感,觉得辞意不全;这个定见在刻本中没有被承受,对照《清实录》中几处康熙圣谕的词句,的确应该作“朕巡幸所经”,才词完意足[32]。

何秋涛校改的第二项作业,是在逐字逐句阅览进程中,校袜子,朱玉麒:良友相与志春秋——《蒙古游牧记》成书考,古诗词大全正过错的文字、不标准的异体甚至用重文符号表明的文字。有些是行间径改,如稿本卷一第十四叶正面“山海関”正作“山海關”、卷三第二十五叶反面“佐嶺”正作“佐領”、卷四第八叶反面“腾夷思”正作“滕夷思”、卷七第十叶正面“松多泉羙”正作“松多泉美”、第二十二叶正面“㰾化行”正作“殷化行”,等等。有些是以凡例式的识语提出统改,如稿本卷二第十二叶正面“大甯、大寕不畫一”,卷四第十二叶正面“貯字并缺笔作贮”,卷五榜首叶正面“书中凡寕字俱作甯”,卷七榜首叶正面“凡卷中尔字俱改作爾”、第四叶反面“蛮俱改蠻”、第六叶正面“礼皆改禮”,卷七第十五、十六叶间红笔浮签“書中尔字俱改爾,寕字俱改甯,礼字改禮,軍台改軍臺、餘台字不改”,等等。

何秋涛校改的第三项作业,是以浮签和天头地尾凡例式的校记,关于从稿本成为刻本而在排版方面的指导性定见。凡例式的定见如(表2):

以上这些凡例式的题识,有的是要求刻工依照他所计算过的每行、每页字数排版,防止“落字”;有的是一致卷首、版心和标点的编制。这些要求,确保了全书刻本终究的整齐划一以及从稿本到刻本没有文字夺漏的高质量。

此外,还有些针对单个样式的浮签和题识,也都是在刻本方法上提出的要求,如遵从避忌,在卷七一再呈现的“谕字上空三格”、“御营俱空三格”、“诏字上空三格”、“报闻上空三格”字样,以及刻本第十九叶正面第五行“案,果必即戈壁”、反面“案,古尔半即古尔班,译言三也”处理为注中注的双排方法,都是题识要求的修订定见。

从笔迹和改正的程序上来看,以上的校对或许还不是何秋涛一人之功。除了他的一校、再校之外,每卷卷末,还可以看到后来添入的覆校人名,如卷四末红笔加添“祁世长覆校”、卷五末墨笔加添“杨枢孙覆校”、卷七末红笔加添“吴式训覆校”等字样。可是,这些覆校遵奉的法令,都是由何秋涛拟定的,如粘贴在稿本天头地尾相似“此下每行那(挪)前三格”字样的很多浮签,多是在何秋涛前此要求的“如原蓝本有数错之处,即于本行贴条注明‘尔后每行挪△字’”编制下覆校完结的。早年面所引何秋涛的浮签屡次提及“查原底”、“再查原稿”来看,其时除了这个誊清本之外,张穆本身的手稿蓝本也还存在,所以覆校者的作业,或许还有在何秋涛的提示下核对原底的任务。总归,终究十六卷《蒙古游牧记》刻本的完结,是在何秋涛整体策划下,与多名覆校人员协作的效果。从无缺的同治六年刻原本看,这些覆校人员多是与张穆、祁寯藻有着师承、亲属联系的后人,也与《㐆斋集》的校订人员有着很多的重合联系,兹列表如下,其间联系容另文详考(表3)。

《蒙古游牧记》后四卷的续成,在署名上与前十二卷不同,张穆成了“初稿”的作者,而何秋涛则改原本的“校”者身份为“补辑”者。尽管后四卷的稿本未见撒播,在同治刻本上,很多阴刻的“原”、“补”、“原注”、“补注”黑底白字的提示文字,比较明晰地划分出张穆与何秋涛的作业份额。兹作计算、列表如下(表4):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在写作编制上,是远承《水经注》、近接《西域水道记》,以自为注记的方法建构了该书的结构。该书的正文大字是全书各卷的纲领性文字,而双行小字注文则是关于各个环节的细节弥补。从上表的计算可知,张穆的后四卷现已根本完结了体大思精的结构性文字,因而,何秋涛关于正文的补正,所占份额不到2/5。可是,细节的注文,张穆好像还没有来得及沉着写定,何秋涛的补辑文字,超出了原本注文的两倍以上。

张穆的门人吴履敬兄弟在《㐆斋集序》中,提及其师书稿状况时,称:“《游牧记》末四卷没有排比,《地势志》‘夏州’今后未得草稿,皆赖愿船先生编校缀辑,约略完善,与诗文集可相继排印。”[33]“《游牧记》末四卷没有排比,幸有愿船师任其缝补。”[34]其间关于《蒙古游牧记》书稿的未完结状况,无疑是与今所见刻本后四卷的景象相契合的。何秋涛在后四卷上支付的汗水,效果了全书的无缺性,无愧于一位“补辑”的协作者身份。

《蒙古游牧记》的刊刻与稿本递藏

何秋涛完结《蒙古游牧记》的拾掇,花费了十年的时刻,祁寯藻的序文所谓“愿船为补其未备。又十年,始克成编”。而期间困难的进程,何秋涛没有留下任何序跋文字的记载。却是张穆的入室弟子吴履敬、吴式训兄弟在修改《㐆斋集》的序文中,记叙了何秋涛南北宦游、保存稿本于“洪波海雾”中的困难困苦。

师殁于己酉冬,同志诸长辈命训检核遗书,无任散佚。因取师所撰《蒙古游牧记》、《延昌地势志》、《说文属》及诗文手稿、友人书札,锁置一笥中。……检既毕,谨呈何子愚先生,以俟子贞世丈典粤试旋清厘校订。已而贞丈甫归,即持服南下。先以《游牧》、《地势》二书付何愿船师,其他杂稿权封置京中。事会难齐,有非预料所及者。至壬子秋,贞丈起复入都,旋又使蜀,所以举杂稿并付愿船师,㐆斋遗集始萃一处。不数月,愿船师亦参军吾省,行期甚迫,乃许以杂稿付训兄弟编次。又言《游牧》、《地势》二书已录副本,可存都中。数日后,军事益急,忽改行期,慌乱南下,训不及追送,仅从杨缃芸世丈处取得杂稿及书札一束,所以师之遗文遗书又判然两地矣[35]。

师既殁,所箸书稿曲折归于子贞世长及愿船先生处。越三年,诗文、杂稿始归余兄弟,余悉为愿船先生携出都。又越四年,丁巳季春,贞丈再入都,闻诗文稿编成已久。……又越四月,愿船先生由闽北上,携师所撰《蒙古游牧记》、《延昌地势志》及《说文属》并残稿数种。浮舟于洪波海雾中,行李尽弃,独与书俱达。时贞丈没有去,方图觅㐆斋遗书,闻其已至,相与欢慰,以为殆突如其来也[36]。

从以上的记载看,道光二十九年张穆逝世之后,其遗书草稿由弟子吴式训检核归置,提交给何绍基处理。依照分工,何绍基拾掇文集类书稿,何秋涛拾掇《蒙古游牧记》和《魏延昌地势志》两部书稿。可是因为典试、丁忧、使蜀等公私业务,何绍基不得不于咸丰三年(壬子)将悉数业务交给何秋涛处理。当年年底,刑部侍郎李嘉端担任安徽巡抚,何秋涛也受邀入幕南下,因而将诗文杂稿的拾掇交给吴履敬、式训兄吴迪弟,自己带着《蒙古游牧记》、《魏延昌地势志》等书稿出都。这个时分的江南,正是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的时刻,何秋涛抵达安徽,后又乞假回福建光泽老家探亲,经过了四年的流离失所,直到咸丰七年(丁巳)重又回到北京。那些书稿,如上序所云“浮舟于洪波海雾中,行李尽弃,独与书俱达”。

何秋涛何故要带着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稿本南北波动?咱们在今存何秋涛写给曾国藩(1811-1872)的函件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六日,时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的曾国藩在抗击太平军前哨的东流大营里,在早年的幕僚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那里接到了何秋涛于咸丰十年、十一年先后捎寄的书本、信札。信中提及:

兹又因前所进之《朔方备乘》书在圆明园被毁,得旨再誊写以进。现在安排誊写,百凡窘迫,不知道何日可竣。……又秋涛前为亡友张石州明经校补《蒙古游牧记》、《延昌地势志》二书,因系石州终身精力地点,加意珍护,从戎南下,浮海北来,未尝刹那去手。兹《地势记》没有排印,《游牧记》凡十六卷,前十二卷石洲原稿,后四卷秋涛所补,经寿阳祁相国醵资发刻。因上一年八月寿阳回籍就医,剞劂无资,遂以间断;然前十三卷已竣,所未刻者末三卷耳。今既不知道何时可以复刻,故将已刻、未校各卷寄呈[37]。

何秋涛回来京师后,其所著《朔方备乘》被陈孚恩(1802-1866)引荐给咸丰皇帝,但毁于圆明园大火。从上面的信中可以了解到,此刻他正忙于奉旨从头誊写进呈。即便如此,他仍是不忘掉引荐张穆的两部作品,期望得到有力者的赞助。他在信中说到《蒙古游牧记》和《延昌地势志》是张穆“终身精力地点”,因而自己珍护至极、须臾不离,才会使得这些作品有了“从戎南下,浮海北来,未尝刹那去手”的曲折。张穆的作品,正是在何秋涛的珍爱和不断的增补下,得以完帙问世。

总归,在张穆逝世十年之后的咸丰九年,何秋涛参校、补辑《蒙古游牧记》的作业根本完稿,祁寯藻因而编撰了序文,表达了“因醵金排印而序其大纲”的内容。

可是,《蒙古游牧记》并没有在张穆逝世之后十年的咸丰九年排印行世。今天的一些图书馆著录和研讨者提及的《蒙古游牧记》咸丰九年本,其实是将祁寯藻序文所署“咸丰九年夏四月”当作了版刻完结的时刻。

咸丰九年未能印行的原因,也依靠前引曾国藩保存的何秋涛书札而得以明晰:原本在“寿阳祁相国”即祁寯藻咸丰九年写序并“醵资发刻”之后的咸丰十年八月,祁寯藻“回籍就医,剞劂无资,遂以间断”。在何秋涛寄书给曾国藩的咸丰十年(参下引曾国藩函件),《蒙古游牧记》现已完结了前十三卷的刻版,第十四到十六卷没有排印。这一段时期祁寯藻的仕历状况,据其自编年谱记载:咸丰三年以来,其“晕眩头摇之疾”加重;咸丰四年十一月,获准开缺致仕,因为“畿辅军务未竣,病体方剧,是以谢恩折内不敢遽请回籍”,由东华门外移寓宣南。至咸丰十年,以兄长、侄子的逝世,“恸念骨血,思乡更切,自是头眴之症又数数发”,因而具折回籍山西寿阳[38]。正是这样的一个变故,使得《蒙古游牧记》遇到了排印撒播的瓶颈。也正是在这个时分,本身也穷困潦倒、百计莫施的何秋涛只好给曩昔的旧识曾国藩寄上了含蓄求助的函件。

如前所述,戎马倥偬的曾国藩在接到何秋涛的来信之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如此一笔:

莫子偲交出何愿船二信,内有张石洲《蒙古游牧记》四本,又《朔方备乘》凡例数页,信为当世积学之士[39]。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进士通籍以来直到咸丰初年出京,就与张穆、何秋涛先后在京师结交。在其文会集,还留下了《题张石舟烟雨归耕图》的长篇歌行[40]。其《苗本澤朋美先簏墓志铭》对自己了解的京师学界的描绘是:

道光之末,京师讲小学者,卿贰则祁公及元和吴公钟骏,庶僚则道州何绍基子贞、平定张穆石舟、晋江陈庆镛颂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泽何秋涛愿船[41]。

由此可见,曾国藩关于张穆、何秋涛的学术水平是素常所熟知。当他接获何秋涛来信及张、何的作品时,才会在日记里写下“信为当世积学之士”的激赏。七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幕僚写就的回信之中,亲身加进了自己的复信,其间说到:

再者,上年十月二十日由莫子偲处惠寄之书,本年由吴桐云舍人便寄大函,均以七月初莫君面交。……《朔方备乘》前闻周志甫略述端绪,兹读凡例,益得仰窥纂述之精。意重缮一通,纸本、薪酬所费不乏。又张君《游牧》、《地势》二记,刻资无以取给,兹特寄百金,稍助缮刻之需,惟希存纳。其《朔方备乘》之表七卷、图说一卷,国藩思钞一分以启蒙昧,可否分手另钞,觅便寄南[42]?

信中提及的何秋涛《朔方备乘》,因为从头誊写是取得圣旨而进奏,所以“纸本、薪酬所费不乏”,并不必忧虑誊写的费用;他所忧虑的,正是何秋涛提及的张穆作品“刻资无以取给”,所以专门寄送了百金以“稍助缮刻之需”。对袜子,朱玉麒:良友相与志春秋——《蒙古游牧记》成书考,古诗词大全于《蒙古游牧记》价值的知道,从曾国藩即便在与太平军激战的时刻依然不忘赞助出书的行动中,可见一斑。

可是,《蒙古游牧记》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百金之举而顺畅排印。推想其间最要害的原因,除了经费之外,还与何秋涛在不到一年之后的英年早逝有关。其老友黄彭年(1824-1890)所撰墓表称:

君还京师,益究心经世之务。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附近,而诸家论说未有专书,乃采官私载籍,为《北徼汇编》六卷,复增衍图说,为八十五卷。陈尚书孚恩言于上,命以草稿进。上览而称善,更命缮进,赐名《朔方备乘》。召见,晋君官员外、懋勤殿行走。庚申之变,书亡,上询副本。黄侍郎宗汉尽取君所藏稿,将誊写重进,而侍郎居焚,是书遂不复存;君亦以忧去。君故贫,至是饔飧或不继,而讲诵不倦。彭年去莲池,荐君自代,不虞君之奄逝也。君卒以同治元年六月四日,年三十有九[43]。

从墓表的记载可知,终究不到一年之中的何秋涛遭受惨酷:先是原本还在发愁重缮的《朔方备乘》因为黄宗汉(1803-1864)家居焚毁,将何秋涛交给给他的草稿也焚毁殆尽;然后是丁忧离任,不再有日子赞助。来年的同治元年,他在得到莲池书院院长黄彭年荐以自代之后,即脱离北京到了保定,并在不久未届不惑之年,即不幸亡故。贫穷、郁闷、离京、早夭,是其生前尽管完结了《蒙古游牧记》的补辑拾掇却不能彻底排印的重要原因。

《蒙古游牧记》终究的排印以行,依然是因为祁寯藻的起复金洪法回京,才总算在好事多磨之后效果正果。《观斋行年自记》记载:同治皇帝登基之后,即下谕给祁寯藻“来京听候简用”。祁寯藻遂于同治元年二月由寿阳回来京师,就任大学士衔礼部尚书,直到同治四年八月以大学士致仕;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祁寯藻卒于京师寓中,享年七十四岁[44]。正是在祁寯藻重返京师的终究时段里,《蒙古游牧记》的刻印再度发动。今存京都大学《蒙古游牧记》稿本前所夹两片赤色便签纸上的信柬,是咱们了解其间再度刊印的重要材料(图7):

图7、《蒙古游牧记》稿本中的便签

其一

敬禀太老夫子中堂大人钧座:《蒙古游牧记》誊清本十二卷、刊本十一卷,并交原手带呈,谨乞詧收。惟自敝东逝世后,悉数书本,令堂太太珍如鸿宝,此书于校成之后,万乞赐还,并求将刻成者印赐一二部以慰九京。至要至祷。嘉定陈小莲夫子为照之业师,照因留京待试,假馆吴宅。敝徒幼稺无知,用敢越俎代禀,缓日诹吉,再行踵请崇安,面求钧诲。先此禀复,敬求赐电。

其二

制吴保诚,吴子肃(履敬)之子、色彩搭配子迪(念祖、式训)之侄。

信柬的收信人是榜首纸上的“太老夫子中堂大人”,中堂是明清对内阁大学士的敬称,这儿无疑指的是具有大学士衔的祁寯藻;签字写信人是第二纸上的“吴保诚”,姓名下面注明晰他是吴履敬字子肃的儿子、吴式训一作念祖字子迪的侄子,而姓名上面的“制”字,阐明吴保诚其时正在为父亲守制尽孝。

从信中的内容可以推知,是祁寯藻方案从头开端完结《蒙古游牧记》的刻版,因而请人捎信给吴履敬、吴式训兄弟,问询保存在他们那里的稿本和刻本状况,以便校勘之用。这个时分的吴履敬现已亡故,所以由吴保诚作为代表来回复,可是这个孩子年幼无知,便由一位自称为“照”的吴宅塾师代为书写了这一份函件。

吴履敬、吴式训兄弟拇指兔,是清代学者冯志沂(1814-1867)的外甥。志沂从张穆受汉学,后又命吴履敬、式训兄弟投业张穆门下[45],吴履敬《㐆斋集序》称:

师初于吾舅氏处识敬兄弟数面,后即许列为金圣弟子,且召子迪躬自督教之,请业质疑,昕夕无间,偶妄有所作,辄蒙过许,以为有可造就。二年中,非惟冠婚丧祭之事赖师营庀,即子迪之日用琐屑、一衣一饭之间,亦皆体念周至,不啻子弟。噫!回想吾师相待之厚,今天之所得极力者,仅此雠校编订之勤,不自禁其感愧涕零也,尚何言哉![46]。

吴式训的《㐆斋集序》也回想云:

训自总角即闻师名,尝於尊酒间睹豪纵磊落之概,心窃慕之。成童然后,猥蒙奖赏,许列门墙,欣感之情,殊出望外。方冀仰窥豪末,以稍慰提命之苦衷,而寒暑再经,顿晨永诀。逝者如斯,天邪人邪!……训从师未及二载,姿性鲁钝,未窥堂奥,师亦念训亲老家贫,勉以业举,根柢之学未及多授也[47]。

吴氏兄弟的回想,可以看到在清代嘉道时期高傲自负兀立、豪纵磊落的张穆关于弟子循循善诱、提拔至极的长者情怀。因而程鸿诏(1821-1874)的张穆小列传载说:

青阳吴履敬、弟训,皆少孤,鞠于舅冯,爱古修学,张先生资给之,使从学。张先生卒,吾师冯子芳(方)夜饮,闻信覆其羹,两吴尤悲[48]。

正是这种真诚的师生友情,不只在《㐆斋集》、《蒙古游牧记》的刻本中,可以屡次看到他们司事“编次”、“覆校”作业的签字;相同,也使他们成为张穆死后遗物重要的看护人,即便英年早新婚之夜逝,他们的母亲、子侄,依然看护着这些遗物,直到它们为《蒙古游牧记》终究的刊刻作出校订之资。

吴氏兄弟的生平,今没有见相关的列传史料。好在时人徐景轼(1828-?)的完本小说自订年谱记载下了他们的踪影,为咱们考订祁寯藻再度运营《蒙古游牧记》的版刻时年供给了帮忙。这部年谱在两处提及了吴氏兄弟的业绩:

(道光二十九年)夏间,张石州师为媒,字妹于清(青)阳吴子迪名式训。后中咸丰乙卯科举人,遽卒。年少博学,负用世才,石州师升堂弟子也。

(同治五年)是年秋间,请同邑京官在都察院具公呈,以亡妹有金刲股疗婚事,援案请旌。……妹之卒也,吴子迪之母请归其柩于吴。余以嫁殇非礼,犹疑未之许也。子迪与其兄子肃名履敬少孤,有宏愿,悉心古学,名噪一时,识者谓其所造未可量。余以其家贫亲老,微规以习举子业。子迪天资过人,不数月而所为时文已竟然中程式,辄就余评论。岁乙卯,乃广贷于亲朋集资,援例纳监应京兆试。……子迪遂所以科举于乡。迨庚申年,京师大疫,子肃、子迪不数旬相继逝。有才无命,天道何知。其母以青年抚孤,甫有建立,而复如此,亦可哀也。余为遍告同乡,厚赙其丧而恤其家[49]。

徐景轼在京师未曾通籍之前,也在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的引导下,师事张穆[50],后来《㐆斋集》的校订,也列名参加(参前表3)。以上年谱中的记载,是因为记载其妹妹徐有金的婚嫁事宜和卒后旌表,而提及了吴履敬、式训兄弟。的确像吴履敬上引序文所说“冠婚丧祭之事赖师营庀”,徐有金嫁给吴式训,是由张穆亲身作媒。吴式训于咸丰五年(乙卯)中举,未及有所作为,便与其兄长吴履敬在咸丰十年(庚申)京师的瘟疫中先后病殁。他们的母亲“以青年抚孤,甫有建立,而复如此,亦可哀也”,这也是为什么上述信柬提及“惟自敝东逝世后,悉数书本,令堂太太珍如鸿宝”的原因,爱屋及乌,吴太夫人将对两个儿子的挚爱寄托在了他们的遗物之上;“将刻成者印赐一二部以慰九京”的要求,也表现了她对吴氏兄弟夙愿——以包含《放放蒙古游牧记》在内的张穆作品刊布为终身作业——的了解。她是早夭的儿子们真实的知音。

现在愈加明确地看到,上述的信柬在吴履敬之子吴保诚名前冠“制”,正是为其父守孝之举。依据守孝三年的礼制,祁寯藻是在同治元年二月回到北京之后,就当即写信给吴家索求《蒙古游牧记》的誊清本和印本,开端了该书刻版的完竣作业。这种为了《蒙古游牧记》的问世而刻不容缓的心境,也表现了祁寯藻晚年将其看成了自己重要的任务。

从今天咱们看到的《蒙古游牧记》刻本的题记“同治六年春寿阳祁氏刊,洪洞王轩署”来看,刻版终究竣工之际,祁寯藻也现已逝世。为了《蒙古游牧记》的续成而支付汗水的何秋涛、祁寯藻以及吴履敬、吴式训兄弟,好像都没有可以坐观其成。这部巨大的作品,经由他们的接力,奉献给了同治、光绪以来国势虚弱而亟待复兴的新时期。

其实,保存这些宝贵信息的两片赤色便签还不是稿本信柬的悉数。因为其间的代笔者“照”字,在以上的两片便签纸上,无法得到解读。公然,笔者在“内藤文库”阅览期间,翻阅紧邻《蒙古游牧记》的清代刻本《回疆通志》时,又发现了另一片相似的便签纸(图8),其上赤色的正面书写了以下文字:

小学生陈辉照

图8、《回疆通志》中的便签正反面

在该叶反面的白色纸边右下角,还印有红字楷书“寓教场五条胡同中心路西夹道内朝北大门吴宅”字样。毫无疑问,这是吴履敬兄弟的寓居地址,而这一纸片,也是清人出具便签的惯常作法:在出具多通古斯大爆炸张便签的终究,留下具信者的地址,以便于函件往还。笔迹和纸片方法的相似性,使咱们有理由信任这个“小学生陈辉照”便是前面信柬中的“照”。miya智妍它们被别离在两处,或许是仿制图片者在作业的时分因疏忽而移动。至今在前揭“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学研讨センター”网页上《蒙古游牧记》的图版中,也遗漏了陈辉照的一叶,或许便是把它放置在了《回疆通志》的图版系列中所袜子,朱玉麒:良友相与志春秋——《蒙古游牧记》成书考,古诗词大全致。

陈辉照的生平没有检得,依据信柬的内容:“照因留京待试,假馆吴宅。”可知陈辉照如一般的清代士子相同,因为进京赶考,所以在京师停留,一边在吴宅担任塾师,一边温习举业以待来年会试。他的信中提及了“嘉定陈小莲夫子为照之业师”,这是与祁寯藻表述师友之谊而敬称“太老夫子”、自称“小学生”(即再传弟子)的来由地点。陈小莲即陈瑑(1790-1848),字恬生,号六九学人、小莲,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精于书数、小学,有《六九斋馔述稿》等传世。祁寯藻于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担任江苏学政时,以之为通省经学之冠[51]。今祁寯藻文集里的《祁大夫字说》中,仍附有陈瑑的题跋[52],可见是被祁氏列于门墙之内的。陈辉照代笔而保存在《蒙古游牧记》残稿本中的信柬,不只记载了《蒙古游牧记》在同治年间的刻版进程,也记载了吴氏兄弟及其亲属维护遗物的诚恳之情,可谓弥足宝贵。

保存了信柬的《蒙古游牧记》残稿本一函二册,凡六卷,是作为“内藤文库”的藏书,于1952年3月31日入藏京都大学的(参图9藏书印)。“内藤文库”是京都学派的奠基人、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的旧藏,他曾任京都大学教授。在其死后,他的以满蒙档案史料为主的图书材料终究入藏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讨所。

图9、《蒙古游牧记》卷一书影

在内藤湖南入藏之前,这本书的归属,可以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学者、保藏家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松翁、雪堂、永丰村夫等)的记载中找到:

又张石舟《㐆斋文集》稿本八册、《蒙古游牧记》稿四册、《落帆楼稿》一册,上有石舟手校并何道州评语,何愿船批校至精,为士可作缘,以廿二金得之。(《松翁剩稿》卷二“丁未消夏记”)[53]

丁未当光绪三十三年(1907)。这一时期的罗振玉于1906年由江苏师范书院监督调北京,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书院农科监督。正是在这个时分,他得到了相同是藏书家的搭档陈毅(1871-1929,字士可)的介绍,取得了流散出来的张穆、沈垚的作品稿本,《蒙古游牧记》残卷亦在其间。1911年辛亥革命迸发后,罗振玉携眷流亡日本京都,他的图书保藏也都运载东去。开端的时分,他的这些藏书存放在京都大学图书馆内,直到1914年自建“大云书库”而迁出。这一期间,他编写了《罗氏藏书目录》以便两边检核。保存在京都大学隶属图书馆的这一目录抄本,也记载到了这部图书(图10):

《蒙古游牧记》十卷,阙卷六,稿本。三本。张穆撰,何愿船秋涛手校。书衣有何氏题:以上三卷有石州丈亲校手迹。则此为第五次稿矣。又云:秋涛按,此为终究所抄清本[54]。

图10、《罗氏藏书目录》钞本封面及《蒙古游牧记》稿本著录书影

从以上目录的描绘来看,它便是“内藤文库”中的《蒙古游牧记》,其间的“十卷”,是因为第七卷末误书“蒙古游牧记卷之七”为“卷之十”所造成的,现实上仍是“内藤文库”今藏的原缺了第六卷的六卷。现在的二册,其时是三本,或许后来做了从头的装帧。

罗振玉是内藤湖南情谊最深、时刻也最长的我国学者。他们于1899年初识,尔后多有交游。罗振玉的东渡,首要得到了京都大学的故交内藤湖南、狩野直喜(1868—1947)、富冈谦藏(1873—1918)的邀约[55],于1911年10月由天津首途,尔后寓居京都八年,与京大的我国学家之间构成了一个连续多年的学术共同体。因为感谢内藤湖南的帮忙、又有感于内藤湖南关于清代学术的研讨所需,罗振玉将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稿本转让给了内藤湖南,彻底是合乎情理的工作。《罗氏藏书目录》在这部书著录文字前后的括号,或许便是将其别的处理而未入藏的符号符。

内藤湖南生前,曾在其《支那史学史》中提及该书:

因为张穆死得较早,此书(《蒙古游牧记》)在他生前未能完结,他的后辈后学福建人何秋涛拾掇、校对了张穆的草稿。我手头有何秋涛把握的草稿的一部分。看来张穆的草稿大表现已完结,何秋涛进行拾掇,也仅仅稍稍有所补订罢了[56]。

因为作者没有比对后四卷的内容,依据前六卷的残稿本以为全书中“何秋涛进行拾掇,也仅仅稍稍有所补订”,是不确的。但内藤湖南关于这部《蒙古游牧记》稿本的注重,还表现在1918年把它著录于《满蒙丛书刊行概要》中、想要经过这个稿原本校对人间刊本讹谬的方案[57]。

不管怎样,《蒙古游牧记》的稿本在完结了刻版的蓝本校订任务之后,其残卷流散东洋,可以在内藤湖南研讨清代西北史地学的书稿中派上用场,并终究保存无缺,发布人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余论良友相与志春秋

清代西北史地学在嘉道年间的学术集体中,何秋涛可谓殿军。身当咸丰国势愈加弱小之际,何秋涛撰《北徼汇编》六卷,专心北部边远当地与俄罗斯的联系研讨,而遭到时人重视。如前所述,这部作品遭到陈孚恩的引荐,增编为八十卷,进呈咸丰皇帝御览,得赐书名《朔方备乘》。其书未及刊行,而遭第2次鸦片战争,毁于圆明园烽火,副本也毁于黄宗汉宅中的回禄之灾。今所见《朔方备乘》的刊本,则是在何秋涛逝世之后,其子何芳徕将家中残稿呈交直隶总督李鸿章(1823-1901),在李氏过问下,由黄彭年与畿辅通志局编修诸人据家存残稿及目录缝补排类,历经十年,而于光绪七年刊行[58]。似乎是一种宿命,何秋涛《朔方备乘》的成书进程,继承了嘉道西北史地学作品的“续成”传统,成为那个时期的完结。也似乎是一支接力棒,作为嘉道史地作品的后期代表,《蒙古游牧记》与《朔方备乘》的问世,将经世学术的火炬传递给了同光时期的后来者。

在“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历史长河中,嘉道西北史地学的续成现象,也是我国学术传承的一个缩影。这一个个自发的学术共同体,确保了一个个学科的薪火相传。《蒙古游牧记》的作者张穆早年在晚年撰联言志:“驽马定应勤十驾,良友相与志春秋。”[59]正是这种关于本身勤勉的鼓舞、关于同路相互支持的期许,效果了他们心中的名山作业。

(本文原刊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十六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18年,1-33页)

[1]相关论说亦可参郭丽萍《道光朝西北史地学人学术交游述略》,《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125-128页。

[2]包文汉拾掇《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书社,1997年。

[3]参朱玉麒《徐松与道光朝京师学坛的西北史地研讨》,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四辑,北京:科学出书社,2009年,265-294页。

[4]《㐆斋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影印咸丰八年(1858)本,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2年,237页。

[5]同上注。之前的相关研讨,可参郭丽萍《师友交游与张穆作品的续补校刊》,《炎黄文明研讨》第四辑,郑州:大象出书社,2006年,303-309页。

[6]祁寯藻《㐆斋文集序》,《㐆斋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236页。又祁寯藻咸丰八年八月《观㐆斋摹潜邱先生像卷怆然题后》“三箧遗书世尚珍”诗句下自注:“顷与何子贞太史、何愿船比部、吴子迪孝廉校刊《㐆斋集》。其《北魏延昌地势志》、《蒙古游牧记》二书,愿船补辑已成,次序排印。”《䜱䜪亭后集》卷一四,任国维主编《祁寯藻集》第四册,太原:三晋出书社,2015年,182页。此外,何秋涛、吴履敬、吴式训《㐆斋文集序》也有相似记载。

[7]郑天挺《张穆〈㐆斋集〉稿毛东东本》,《益世报读书周刊》1936年1月8日;收入作者著《清史探微》,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249-265页。

[8]稿本中勘校三家,其间言“思复斋”者,郑天挺先生以为“莫详其姓字”,实即祁寯藻斋号。

[9]《魏延昌地势志》稿本卷前总目署名“平定张穆石州譔,光泽何秋涛愿船编次”。其书几经转手,终究分开,仅存抄本目录一卷,司州三卷。参安介生《〈魏延昌地势志〉存稿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

[10]《皇朝藩部要略》卷后,《续修四库全书》第740册,521页。

[11]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蒙古游牧记》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731册,1页。

[12]张穆《与许印林书》其九,王俭编注《张穆函件辑存》,太原:三晋出书社,2012年,59页。

[13]张穆《蒙古游牧记序》,《㐆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281页。序文“努力十年,稿草屡易”,即以逝世之道光二十九年为序而言,则《蒙古游牧记》的撰著也当时推至道光二十年,与上所考证起于道光二十五年有异。“十年”之数,或虚指也。

[14]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蒙古游牧记》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731册,1-2页。吕文利有《〈皇朝藩部要略〉研讨》,于榜首章第二节《张穆学术人生转机若干问题》(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书社,2013年第2版,37-62页)中以为张穆编撰《蒙古游牧记》而终究不提与《藩部要略》的联系,与其想脱节祁氏的强势影响以及投合清政府的“国家建设”有关,或有过度阐释之嫌。

[15]张穆《复徐松龛中丞书》,《㐆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1532,269页。

[16]张穆《与许印林书》其十六,王俭编注《张穆函件辑存》,78页。

[17]稿本扫描件,参“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学研讨センター/Center for Informatics in East Asian Studies, Institute forResearch in Humanities”网页之文献链接: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toho/html/top.html内蒙古大学李喜波硕士论文《蒙古游牧记若干问题研讨》(2010年6月)是最早注意到这一网站上发布的稿本的研讨者。可是因为作者不能精确阅览其间供给的信息,关于成书进程的了解多有谬误。

[18]关于《蒙古游牧记》研讨的专门论文,前有蔡家艺《浅论〈蒙古游牧记〉》(《我国边远当地史地研讨》1991年第1期)、佟佳江《〈蒙古游牧记〉证误》(《北方文物》1994年第4期)肇端,近年有陈亚洲《张穆及其〈蒙古游牧记〉研讨》(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王慧荣《位卑未敢忘忧国——〈蒙古游牧记〉作品时代考》,《我国边远当地史地研讨》2010年第1期)、那顺达来《〈蒙古游牧记〉考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等相关效果宣布。除前揭李喜波硕士论文评论其稿本及成书进程与本文旨趣相关外,均与本文属意略疏,故前期研讨介绍袜子,朱玉麒:良友相与志春秋——《蒙古游牧记》成书考,古诗词大全从略。

[19]张穆《新获与许印林书》其四,王俭编注《张穆函件辑存》,93页。

[20]张穆《与许印林书》其十一,王俭编注《张穆函件辑存》,65页。

[21]张继文《先伯石州公年谱》(《张穆年谱》),《北京图书收藏珍本年谱丛刊》(以下简称《年谱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书社,1999年,152册,129页。

[22]张穆注记,见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方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59页。

[23]张穆《新获与许印林书》其四,王俭编注《张穆函件辑存》,93页。

[24]张穆《潜邱年谱题词》:“洎交光泽何愿船比部,复以此谱相诿,愿船为析疑弥罅,又不下数十事。……爰与愿船更事评论,密又加密。”《㐆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283页。

[25]《顾先生祠会祭落款榜首卷子》,1918年石印本。

[26]张穆《王会篇笺释序》:“杜于皇赠阎诗有云:‘不贵子博观,贵子秉确识。吾子必自爱,如子实可贵。’余曩谓斯语非潜邱缺乏当之,亦非于皇不能言之。至今天可转为愿船赠矣。”《㐆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284页。

[27]张穆《校对元圣武亲征录序》,《㐆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279-280页。

[28]《蒙古游牧记》刻本卷一、二署名作“平定张穆石州撰,光泽何秋涛愿船校”,卷三至卷一二作“平定张穆撰,光泽何秋涛校”。

[29]祁韵士《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二六“敖汉部总传”:“所部一旗,驻固尔班图尔噶山,与柰曼、翁牛特、巴林、扎噜特、喀尔喀左翼、阿噜科尔沁诸部统盟于昭乌达。”《文渊阁四库全书》,叶3背—4正。《清史稿》卷五一九“藩部”二“敖汉部”亦沿用其误,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4339页。

[30]《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四二“乌喇特”,道光二十二年刊本,叶4正。

[31]参《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九“朵颜”:“命脱儿火察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哈儿兀歹为都指挥同知,掌朵颜卫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8504页。

[32]参《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一九一“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022、1028页。

[33]吴履敬《㐆斋集序》,《㐆斋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238页。

[34]吴式训《㐆斋集序》,《㐆斋诗集》卷末,《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395页。

[35]吴式训《㐆斋集序》,《㐆斋诗集》卷末,《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394-395页。

[36]吴履敬《㐆斋集序》,《㐆斋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238页。

[37]《曾国藩未刊交游函稿》,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206页。

[38]祁寯藻编、祁世长续编《观斋行年自记》(《祁寯藻年谱》),《年谱丛刊》第146册影印本,584-606页。

[39]《曾国藩全集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639页。

[40]《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63-64页。

[41]《曾国藩全集诗文》,310页。

[42]《曾国藩全集函件》,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2196页。胡卫平《曾国藩的藏书与刻书》第四章第三节“曾国藩在安庆督署的刻书活动”二“赞助刊刻《蒙古游牧记》、《延昌地势记》”,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135-137页。

[43]黄彭年《清故莲池书院院长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何秋涛《一镫精舍甲部稿》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光绪五年淮南书局刊本,第1554册,147-158页。

[44]祁寯藻编、祁世长续编《观斋行年自记》,《年谱丛刊》第146册,608-635页。

[45]邓之诚《古董琐记全编》卷二“张石舟手札”,首要抄录了张穆晚年与冯志沂的通讯,其间屡次提及与吴氏兄弟的交游。北京:北京出书社,1996年,50-53页。

[46]吴履敬《㐆斋集序》,《㐆斋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238页。

[47]吴式训《㐆斋集序》,《㐆斋诗集》卷末,《续修四库全书》153袜子,朱玉麒:良友相与志春秋——《蒙古游牧记》成书考,古诗词大全2册,394-395页。

[48]程鸿诏《张先生小传》,缪荃孙辑《续碑传集》卷七三,江楚编译书局宣统二年(1910)刊本,叶十七正面。

[49]徐景轼《草心阁自订年谱》,《年谱丛刊》第169册影印本,420、444-446页。

[50]徐景轼《草心阁自订年谱》:“王子怀先生导余从平定张石州穆受学。先生以汉学名一时,兼善古文辞。余因是得窥古学门径。”《年谱丛刊》第169册,418页。

[51]参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48页。

[52]陈瑑题跋开篇云:“太岁戊戌,吾师寿阳夫子以《祁奚字黄羊解》试诸生,瑑曾有乡壁附会之说,未曾呈阅。越七年乙巳,谒夫子于京邸,出王菉友、何子贞两家之作见示,引用处间有与拙说暗合者。因检旧作,修改一二,附书册尾。”任国维主编《祁寯藻集》榜首册,8页。可知陈瑑于道光十八年(戊戌)受知于祁寯藻,而二十五年(乙巳)进京赴考,又再度重逢。

[53]《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七集,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12年,552页。

[54]罗振玉、王国维编《罗氏藏书目录》“钞本之部”,北京:北京大学出书社,2015年,下册,159页。

[55]罗振玉《集蓼编》:“武昌变起,……故交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冈谦藏诸君书来,请往西京。予藏书稍多,允为存放大学图书馆,且言为予备寓舍。……诸君风谊不减古人,终吾生不能忘也。”《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59页。

[56]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一卷,东京:筑摩书房,1969年,403页;内藤湖南著、马彪译《我国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年,316-317页。

[57]《满蒙丛书刊行に就て》,《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173页。

[58]李鸿章《朔方备乘叙》,《朔方备乘》卷首,光绪七年刊本。

[59]张继文《先伯石州公年谱》“道光二十八年”条:“嘉平月,先伯撰联,索何子贞书。联云:‘驽马定应勤十驾,良友相与志春秋。’子贞题曰:‘㐆斋居士同年联句属书,既自㧑勉,兼相策励。濡笔作此,良用愧儆。’”《年谱丛刊》152册,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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